当今社会，医闹事件频发，多少医护人员从中受害。恐惧的背后大家都在寻找自我保护的办法，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讲述：如何识别医闹和安全行医。
作者：苗国栋来源：精神科专家苗国栋
近来，不断发生的血腥医闹事件让几乎所有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点儿“谈虎色变”，连我这个一直都算得上是有点儿胆量而且在几十年行医的过程中也算经历过一些沟沟坎儿坎儿的人，也开始有点儿心惊——看来这真不是“耍猴”，是“要猴命”的架势。
中国的“医闹传统”
身为中国的医生实在不幸，自古以来中国医生是非常命苦的，中国文化中有辱医乃至杀医这样的医闹传统。
例如，大约年前，蔡桓公（又作齐桓公）在病入膏肓时找在疾病早期曾经愿意给其治病的名医扁鹊救治，扁鹊预见到当其病重而医治无效的情况下，自己会被蔡桓公杀死，于是逃亡秦国，保住了一条性命。
再如大约年前的东汉末年或曰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在以非手术疗法医治曹操的“头风病”后不愿成为侍奉他的仆医而辞别归家。后来曹操病重再求华佗医治，华佗建议实施手术治疗时，曹操终于不愿再让这个医生“任性”下去了，下令将其杀害。
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治理的漫长历史中，几乎没有谁是真正受到法律保护的，其中以“伴君如伴虎”状态生存的御医遭遇杀头之祸者绝非凤毛麟角。
年新政权建立之后，中国大陆的不少政治运动也多少会波及属于知识分子的医生们。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医生们以“臭老九”的身份也有不少人遭到整肃，甚至有一些名医被逼自杀的事件。
所以，在中国，当医生是有时要掉脑袋的职业。
现代医闹愈演愈烈
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医疗改革一直没有找对突破口，政府投入极端不足，致使医疗体系“难为无米之炊”，由医疗管理机构推动的“以药养医”等政策形成的恶果，导致了普罗大众产生了“看病难”、“看病贵”的感受，再加上无良媒体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地抹黑无权无势、任劳任怨的中国广大医护人员，以至于医护人员成为这些错误政策和歪曲性宣传的替罪羊。于是乎，中华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传屠医噩耗，医护人员血溅诊室，甚至医护人员的亲属都成了这些暴徒血腥屠戮的目标。
对于改变当前以医患之间缺乏基本信任为基础的医患关系紧张这样的大局，或许我们医护人员单方面的努力并无多大意义。但对于我们医护人员工作和生存的微环境和小环境，我们却有可能有所作为。即通过加强自己的修养，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使自己的微环境和小环境有所改善，降低医闹现象的发生频率和恶性程度。其中，根据医学伦理学原则，严格遵守医德医风要求，学会对自己有足够严谨的言行约束，或许能够减少自身受到医闹伤害的风险。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不能主动去阻止需要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国家暴力机器才能阻止的伤医、杀医行为，又没有在精武馆学过防身之术，就只能寄希望于学会避免被医闹暴徒殴打或杀害的诸般技艺，这似乎是我们医学这些手无缚之力医者保命的上上之策。
如何识别、脱离医闹
如何避免被医闹暴徒打或杀？我以一个具有丰富应对医患矛盾经历老医生和从事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精神科医生双重身份的人，觉得防范是唯一的选择。如何防范？只有早识别、早脱离才是真正有效的防范手段。
首先说“早识别”。早识别是指在一开始接触有医闹倾向的患者或患者亲属时，就要识别出其所具备的医闹行为特征。
按照《孙子兵法》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知彼，就是要知道在医护人员工作的环境中哪些人可能具有伤医、杀医行为的潜在风险。对于这类可能针对医护人员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员，如果我们能够有效识别出来，就有可能防范其犯罪行为。有时，这些对医生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其伤医或杀医行为往往有境遇性、情绪性的特征，正确识别并采取有效手段减少这类伤医和杀医行为的发生，既有助于保护医生护士的安全，也有利于降低针对医护人员的犯罪率，减少这些人犯罪的机会，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建立良好医患关系有积极意义。
我认为，实施伤医和杀医行为的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真正的甚至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本身就具有刑事犯罪的主观故意，既可能采取蓄谋杀医或冲动杀医的犯罪行为，也可能在其他场合实施其他刑事犯罪行为。
对这一类罪犯，医生是最缺乏警觉，被伤被杀既是极端无辜，又是极端意外的。
第二大类则是那些只有针对医护人员犯罪主观故意的真正医闹，他们的犯罪目标只是在他们眼里属于弱势者的医护人员，犯罪场合医院、诊所。不过，近年来在医疗环境之外医闹犯罪也有增加的趋势，甚至有针对医护人员子女实施伤害或杀害行为的医闹。
例如，医院口腔科陈仲伟医生就是被医闹暴徒追寻至陈医生家中伤害致死的；不久前，湖南还发生过一起医闹对医生的童年子女痛下杀手的事件。
对于第一大类的罪犯，尽管医生可能是无辜的，而且对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无法真正做到严防死守，但这些罪犯的行为确实有一些值得刘云涛中科医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