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
明清社会近代转型，是指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初期阶段（即现代化初期，本文简称近代），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的早期阶段。（英语中现代与近代同义，汉语中近代转型多指现代转型的早期或初期阶段）。
一般所说的社会转型特指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社会转型的“转”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一个历史阶段、一种趋势，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区域特色。社会转型的外在表现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转变，内在的标志主要是指社会有机系统的结构转变过程，中心内容是以人为轴心的基本社会要素的转变，主要标志是经济、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转变。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社会现代化的自然过程。这种转型总体上以建立现代工业化社会为基本目标，模式上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本质上属于人的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历史行为，同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过程相一致，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特别体现为三个方面转变：社会经济领域在农业国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基础上的自然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想文化领域由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开放、多元、理性的现代文化转变；社会政治领域由专制集权制度向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
研究范式是运用已认可的知识体系、组织和解释方式处理未解难题的方针与解决难题的方法。美国学者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定义：强调在某一学科的研究实践中，科学工作者赞同的统一的哲学框架，有一致的理论重点，使用公认的方法程序，并用这些方法程序去解决那个理论框架中确认的问题，从而增加知识（即积累解决问题的知识），扩展理论。这些理论框架、方法程序、研究范例等都编入教科书——就是所谓的范式。一个科学共同体由使用同一范式的人组成，或者说科学家结合在一个研究领域并径直从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着手研究，这样对已知问题的求解便是范式的核心。一个问题解决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此导致科学进步。明清社会近代转型研究中主要存在封建晚期（或称帝国晚期）、近代早期（或称现代早期）、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三大理论范式。
1.封建晚期或帝国晚期范式。将明清时期看做中国封建晚期，又称中华帝国晚期，又称前资本主义或前近代时期。讨论的中心论题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主要进行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探源研究。与此研究范式相关联的有“明清停滞论”或“封建延续论”等西方中心论范式。旅美学者魏特夫说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欧的历史模式是前进的，而中国是循环缓慢的。美国学者伊懋可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论”，认为中国宋代社会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发达水平，宋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明清时期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陷人了高水平的陷阱。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提出了中国明清“有增长无发展论”，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特别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明清社会经济“过密化与内卷化”，认为明清社会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无质变。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文明的冲击才能打破平衡状态，向近代转变。国内也有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呼应。
2.资本主义萌芽与早期工业化范式。侯外庐、尚钺等学者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何时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有不同的看法。李文治、经君健、魏金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等著作分别于年、年、年出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部分，明代中叶（嘉靖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等行业中出现了手工工场和雇佣劳动生产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前期有所发展，鸦片战争后并未中断。近来有人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范式提出了反思和批评，李伯重认为它是中国史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从认识基础来说是一种“单一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
近代早期论是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又一明清社会转型研究范式。作为发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代表有美国的M?T?利维，以色列的S?N?艾森斯塔特，将人类的历史总结为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变。作为世界体系论的现代化理论是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提出的，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大约在年前的欧洲出现，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互关联的中心社会、边陲社会和半边陲社会三个部分；资本运动就是边陲半边陲不断地将“经济剩余”转移到中心社会，是一种邪恶的龌龊的现代性，它使中心越来越富裕；边陲社会希望和平实现现行世界体系的现代化是很难的，人类只是通过社会冲突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
3.传统向近现代转型范式。学界从不同角度-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化或早期市场化等问题，都强调明清社会转型首先是一种传统社会经济模式向近现代社会经济模式转变。认为明清社会转型是一种由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向近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认为近代化即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市场化。他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主要标志，代替过去资本主义化标志，认为早期市场化是从16世纪开始的，这一转变过程迄今尚未完成。许檀认为，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鸦片战争后，侵略者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他们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部分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该范式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市场化的基础先行性，社会系统结构转化的内涵标志性和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诸要素之整体形态全面转化的程序性。
围绕市场化这个核心，传统社会系统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其一是结构转化，即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身份结构等发生转化；其二是机制转换，即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及社会保障机制等发生转换；其三是观念转变，即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正在从过去重义轻利向既重义又重利的观念转变，从过去重社会轻个人向既重社会又重个人的观念转变。与三个层面变化相应的，就是体现为社会要素的变迁：即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社会政治体制转型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最后表现为发达区域社会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优先转变。它不仅意味着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显著变化。
西方从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经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进人近现代，但现代化理论则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作为早期现代化的近代转型，是欠发达社会获得较发达社会主要特征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渗透到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信念、行动等各方面，是一种现代性成长的漫长过程。作为社会生活和心理结构表征的近代化，其现代性促进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既是人们旧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崩溃的过程，也是人们获得新社会化模式的过程，它使社会和个人各自获得科技知识并运用于日常生活。现代化理论一出现便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也受到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成为官方信息和意识形态。因此，有人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现代社会和尚未未实现现代化的传统社会两类，传统社会总是处在不断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可见传统社会近代转型过程本质上就是现代化过程。
二、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开始的时间及标志
多年来，中国历史教材把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但究竟中国古代社会近代转型从何时开始？学界存在诸多争议，主要有明代中后期、明清之际或年，年，年，年等多种说法。其中15—16世纪与19世纪中叶等说法最有代表性。
19世纪中叶开始说认为，中国近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人侵的影响下产生的，所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这种划分法把年前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截然割断。实际上，经济史分期的基本标志是经济因素的变化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中关联性比差异性要大得多。15-16世纪开始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标志为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方面空前的系列变化，即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萌芽、早期工业化、早期启蒙思潮等现象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出现。此说代表有侯外庐、尚钺、傅衣凌、吴承明等著名学者。
侯外庐认为明清之际社会转型开始的标志是早期启蒙思潮的出现，肯定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认为，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已经引起社会性质变化，使那个时代具备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特征。因此，划分中国近代的标志不在十九世纪，而是十六世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认为：“在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达的明代社会里，这多种经营经济更有助于商品的流通，而给商品的国内市场创造了可能出现的条件。”
近年出版了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和张显清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都是研究15—16世纪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力作。张显清认为，在明成化、弘治与正德年间（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明嘉靖年间至明末（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新的近代社会因素更为普遍而显著地增长起来，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开始启动。
具体时间在何时？本文初步断定16世纪中叶的隆庆年间（—年）。16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国内国外历史背景，突出表现在打破明初推行的“边禁”“海禁”“银禁”等三禁政策。三禁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商业与商人资本的发展?隆庆年间，商品货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影响到国内外税收政策的变化（主要是“银禁”的放开），而且直接推动了“海禁”和“边禁”的进一步放开，内地商人、边镇商人与沿海商人因此活跃起来，推动了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出现。所以，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边禁”“海禁”“银禁”等三禁开放，既是明清社会近代转型的社会背景和前提条件，又是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开启的直接动力和核心标志。
1.“银禁”开放明代中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商品生产方面，是农业和手工业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分工、部门内部的分工、地区之间的分工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内部分工愈来愈细。其次，表现在交换方面，是国内市场的空前扩大，原来大、中城市商品交换一片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城市和新兴城镇，特别是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勃兴，成为城乡交换的中介和商业中心，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不仅民间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而且民间贸易完全打破了政府禁止白银流通的规定。再次，是边境和海上走私贸易日益猖獗。无论在边疆还是在沿海地区，朝贡贸易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私人越境走私贸易的队伍日渐壮大起来。在长城沿线，边镇商人“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井居民亦相率犯禁。”在沿海地带，“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由此可见，明初“抑商”政策中的“银禁”、“边禁”和“海禁’’皆已到了非全面打破不可的时候了。
关于商税征收中的“本色”折银和货币白银化，在明代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早在洪武年间，印行大明宝钞，禁止民间贸易使用金银，商税征米或征钞，皆称“本色”。永乐年间又重申，用金银交易者以奸恶论。但没有钞本，政府滥发宝钞，很快钞值大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正统六年（年）允许赋税征银、开始逐步放开银禁。据《明史》记载，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到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其中成化二十一年（年），实行“班匠银”制度，大大加速了税收征银的进程。至弘治元年，各税课司、局逐步将商税折银征收，规定征银或钱钞兼收。弘治五年，叶淇变盐法，改开中纳粮为纳银，大大促进了“银禁”的放开。至嘉靖四十三年（年），国家停止大规模铸钱，使铜钱正式降为白银的铺助货币。隆庆元年（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是在白银货币化潮流下颁布的明确法令，是明朝正式以法律形式肯定白银为合法货币，且用法律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固定下来。万历九年（年），张居正下令于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规定赋役“计亩征银”。由是白银成了主要货币，举凡全国农、工、商税、官俸军饷、京库岁需、民间贸易等无不用白银。
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打破了银禁，方便了商人的商业活动，既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向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开端，又标志着中国主动走向世界并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航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变动最大的时期，内部产生的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引发了社会巨变。
2.“海禁”开放关于“海禁”的打破，说到底是对明初以来的朝贡贸易的革命。在海禁政策下，海外贸易不仅归政府完全垄断，而且规定了严格的贡期、贡船和贡使的人员数量，致使每次贸易数量和规模都很小。这样的贸易不仅满足不了海外各国越来越大的贸易要求，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沿海商民的商业活动。于是一方面外国因请求扩大贸易不成而“冒称入贡”和“漫不知禁”；另一方面明中叶后，中国的海商私自造船出洋贸易日益增多，禁不胜禁。史称“在福建者，则于广东之高潮等处造船，浙江之宁绍等处置货，纠党人番；在浙江广东者，则于福建之漳泉等处，造船置货，纠党入番。”这样，内外商人联合起来，便共同构成了反对明政府闭关政策的斗争。
所谓嘉靖“倭乱”便是典型的事例，当时领导过平寇的官员茅坤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而有之，夫岂尽为奴也。”海禁实行的目的在于加强海防，结果反而成了海防大患。所以朝廷有识之士指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形势逼迫，明政府于隆庆元年（年）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海禁开放，海商贸易走向合法化，国家也增加了商税税收。
3.“边禁”开放关于“边禁”的并放，永乐年(—年）间开设辽东“马市”，正统二年(年）开设大同马市，天顺八年（年）开设抚顺马市，成化年（—U87年）间增设开原新安关市，嘉靖三十年（年）开设大同镇羌堡市，宣府新开口堡市等，皆为时开时闭的官市。自正统年间“土木之变’’至嘉靖“庚戌之变”期间，明蒙战争不断升级，“边禁”政策也日益严厉。除了辽东“马市”常设以外，长城沿线其它各镇马市开设皆反复无常。到隆庆五年（年）“俺答封贡”、明蒙互市后，长城沿线九边各镇普遍开设马市，马市市场增至五十多个。隆庆和议，明蒙通贡互市后，马市市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前一时期官办的“朝贡优赏贸易”至此变成了“华夷兼利”的民间自相往来的民族贸易，朝贡贸易发展为互市贸易，官市过渡到民市，在更大规模的民族贸易市场上，民族之间有无互通的市易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明蒙之间马市市场广泛设置，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塞北、东北、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贸易畅通，既是游牧政权以武力胁迫中原王朝通贡互市的结果，也是中原人民、尤其是九边边镇商民违禁走私贸易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明代的国内统一市场真正形成了。
明代中期“边禁”和“海禁”的先后开放，是与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统一市场形成和商人队伍壮大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南宦商，衡游蓟北。”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各地市场之繁华。这些市场大致可分为先后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市场，政府曾设市舶司收取官税，如漳州月港、泉州、广州及宁波双屿港、香山县澳门港等；北边长城地带的民族贸易市场，又称马市、茶市?，内地长江沿岸、大运河沿线的商贸市场及各省各地的各类贸易市场，包括全国性的大市场、区域性市场、一般城市市场和地方小市场，以国家设立钞关城市和江南新兴市镇为典型。其时商人之活跃，主要表现在边地商人、沿海商人和内地商人三大队伍的壮大之上。
边地商人主要指参与“马市”交易的民族贸易商，分布在明代长城沿线九边地区和蒙古、新疆等地区。隆庆五年（年）明蒙通贡互市后，长城沿线九边地区的“马市”市场广泛开设，官办马市逐渐向民办过渡，人市的商人日益增多，又形成了庞大的边商队伍。《明史?王崇古传》载：“自此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各镇市场上，“官市毕，听民私市。”民市贸易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沿海商人主要为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和海盗商人组成，其在明后期发展壮大，以隆庆三年（年）开放福建海禁为重要契机。明代海禁的放开，实则是中国沿海商民长期斗争的结果，特别是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迫使政府承认走私贸易合法化，于是才有了“易私贩为公贩”的改革。月港开禁后，获准领得船引的海商由此出海经商，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人数从此大增，从年到16世纪末，开往菲律宾的中国船只由每年三四艘增至三四十艘；17世纪初，中国沿海商民到吕宋经商者便达数万人。
明中后期内地商人队伍的扩大，时人张瀚在《商贾记》中有详细记述。其云：“四方财货，骈集于五都市，彼其车载肩负，列市贸易者，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畜聚为天下饶。”张瀚的记录，首先指出了明中后期内地商人阶层的活跃，同时吐露出这些商人的作用和影响在日益扩大。
明中后期商人队伍的壮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商人团体——商帮。所谓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团体。明中叶以前，中国的商人活动从未出现过很有特色的商人群体，大都处于有“商”无“帮”的分散经营状态，明中后期商帮的形成，正是当时商人队伍壮大，商人地位提高和商业竟争激烈的典型反映。
三、明清社会近代转型的要素、过程与表现
1.开启近代转型的关键要素
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要素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单一同质社会向异质多元社会转化；赋役货币由食物力役向货币税转变与货币白银化；科技层面以产业技术理论化与科学化；民族关系上由农牧对恃向农牧一体化转变等。这些转变要素之中，首先是社会经济各要素的市场化转变最显著，集中体现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和北部中国农牧经济二元一体化（即游牧社会经济农耕化）；同时并行的是思想文化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其次人身关系与社会组织制度变化尾随而来。
传统社会近代转型主要途径大多表现为经济主导性的社会转型带动政治主导性的社会转型与文化主导性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伴随着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化、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等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甚至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社会经济转型以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为主，以农业、工业、商业之比例作指标。现代社会工商业比例较大，现代化就是从简单的贫困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分化的和富裕的工业社会的发展。万明在《明代白银货币化》中指出，社会变动原因需要深人到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寻找，中国白银由贵重走向货币形态变化在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它不仅是研究晚明社会的一把钥匙，而且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社会转型的性质，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社会制度转型中的变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朝和改制是两个概念，只有改制才是社会转型。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社会政治转型是质变。中国在殷周时期、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分别为三大社会政治转型的改制时期。
同时还伴随社会文化转型。社会有机系统转变过程虽然以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政治制度变化为外在标志，但其中心环节是文化转变，特别表现为人文轴心时代的再建。西欧近代化过程中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的作用，说明文化、经济、政治三大要素之中，文化起着最根本的作用。
2.近代转型的主要过程
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整体历史过程，在这个整体过程中，建立在区域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上的区域工业化是人们首先治疗白癜风的专科医院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