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型人格
他认为这类人格的人对赞美有很强烈需求，而且对别人的看法过度在意，以至于总是活在别人眼中。他们在遇到问题和竞争的时候会选择逃避。他们会对爱情过度痴迷，认为爱情是自己生活的大部分意义，没了爱情生活也没意义了。对抗性人格
这类人格的人往往喜欢竞争，他们甚至会为达到自己目的不择手段。他们认为真诚就是无情，渴望得到比别人更高的地位以及拥有更多他人的认可。他们为了胜利会不断分析比较，所以天生就是竞争的高手。和别人争辩，都会竭尽全力，把自己的机智和敏锐都表现出来。独立性人格
独立性人格的人经常会发现他们不喜欢和人情感过度接近，甚至有些情感隔离。任何亲近的和长期的关系，都一定会对他的独处产生影响。他们不了解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恨什么。人生最大的需求就是绝对的自由，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是在为这个目的在努力。神经症患者投入大量精力，运用各种手段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由于并没有真正解决冲突，其实是脆弱的。由此滋生出的新的恐惧：害怕平衡被打破；害怕精神失常；害怕问题暴露于自己或者他人；对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的恐惧。比如一个从小贫穷，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时时刻刻都处在保护自己财富的煎熬中。因为对他来说，贫穷是他深层次的真实自我，而现有的财富是他的理想化形象，为了尽力维持住现状，他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害怕风险、害怕盗窃、妄想身边的人都会争夺他的财产，变得愤世嫉俗、提心吊胆。所以一个完全内心割裂的人是没有精力完成自己的梦想和人生愿求，就像群体中大家心都是散的自然也不会做出什么成绩一样。拯救内心和拯救世界一样艰难有时候我们解决内心冲突和痛苦的时候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碍。比如最简单的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等神经症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防御的结果。霍尼在书中也举了很多神经症患者自相矛盾的例子，在其中很多地方我们应该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影子：一个姑娘很想结婚，却躲避向她求爱的男性；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慷慨解囊的人对自己却一分一厘也吝啬的很；一个人渴望孤独，但从不设法独处；一个人对别人容忍、原谅，对自己却严苛、严厉。卡伦霍尼在她的书中表示：受苦具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往往可以成为他保护自己以避免迫在眼前的危险的唯一方式。比如，通过自我谴责，他避免了遭人谴责和谴责他人；通过表现为生病或表现为无知，他求得了别人的原谅；通过自我贬低，他避免了竞争的危险。不仅如此，他因此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手段。所以症状的缓解必须使得他们直面自己的脆弱以及一些无能，而这有时候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过去的经验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自我欺骗中度过了一轮又一轮的痛苦，甚至不惜潜意识利用生一场疾病或出现各种心理障碍的代价。痛苦和软弱无能成了他获得爱、获得帮助、获得对他人的控制的最突出的手段，而且与此同时避免了他人可能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最后，受苦还有一种作用，这就是以一种经过伪装的，然而却更加有效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谴责。所以在面对如此复杂情况下，有时候拯救内心就像我们拯救世界一般艰难。解决抑郁、焦虑、强迫等神经症从完善人格开始卡伦霍尼认为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怎样奇特或非个人的，实际上都是性格障碍。要解决神经症必须釜底抽薪地从完善内心人格出发。人们必须学会坦诚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感和缺陷甚至自己的一些内心的黑暗，解决内心人格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比如以某位伟人为榜样，这些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反应出来的其实是人格上的冲突，所以我认为应该在人格范畴内界定分析疗法的目标，实现内在的完整，所有的情感都是真实情感，卸下所有伪装，毫无保留地投入工作理想和感情。”可以知道，解决的根本之道是统一人格，完善人格，用人格范畴界定分析疗法的目标，实现内在的完整。使三种人格在我们内心里交替出现，最终达到心灵内部的均衡。争取人格的整体性，不管是对谁而言都不能完全达到，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用价值在于给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提供指导。心理医生并没有能力使患者变成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他只能帮助人变得自由，从而能自己争取实现那些理想。这意味着给人一个变得成熟、得到更大发展的机会。这才是人生活着最大的意义，找到你自己并且成为你自己。我们为何如此焦虑？除了身体焦虑，现代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焦虑。房子、孩子、车子，婚姻、教育、食品安全......似乎焦虑已经无孔不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它的影子。
套用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女人是变成的”，我们也可以说，很多“心理问题”不仅是被社会文化催生的，也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界定出来的。
那么，在当下中国，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焦虑？又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焦虑？德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她的著作《焦虑的现代人》中对“焦虑”进行了深入剖析，她的阐释，对当今焦虑的中国，同样适用。
撰文：陆晓娅（心理学研究者）来自：新京报评论“为了欲望，为了安全的需要，有时人们会认同、顺服、屈从某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东西，但最后总要付出极高的心理代价，因为他无法避免激烈的内心冲突。”
我一向喜欢具有社会文化视野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们能看到人的行为、人的所谓“心理问题”的复杂性。他们不会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于人的童年经历就了事，而愿意去了解人的内心的冲突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在其中社会文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们又是如何与之抗衡的。
《焦虑的现代人》卡伦·霍妮著译林出版社年2月
套用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女人是变成的”，我们也可以说，很多“心理问题”不仅是被社会文化催生的，也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界定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在中国学校被当做“问题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的孩子，到了国外竟神奇地恢复了自信，变成了阳光少年。具有这样视角，或许更能跳出技术化的陷阱，同时也更容易转换视角，将“问题”看做是一种对文化，特别是病态文化的对抗与斗争。
比如，一个网络成瘾的孩子，何尝不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学业上的挫败、人际上的孤单、对人生的迷茫、自我价值感的低下和日常生活的无趣与无聊？只是，如霍尼所说，这种方式会让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的人格拓展受到阻碍”。但心理治疗师若能看到在这种不健康的防御机制下，还埋藏着这么多复杂的东西，看到孩子真正想反抗的是什么，不仅更能找到问题的核心，也能帮助孩子重新来看待自己，看到那些渴望和期待的宝贵，看到自己不愿意对病态文化屈从，从而重新建构自我认同。在这个基础上，孩子才可能改变他和“网瘾”的关系。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霍尼在书中提出三种神经症的文化来源：竞争所带来的敌对性紧张，即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满足这些需要时受到的挫折，即被刺激起来的需要（如高消费）和实现之间的差距；个人自由和所受到的局限之间的矛盾。
卡伦·霍妮，（.9.16-.12.4），《焦虑的现代人》作者。德国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对基本焦虑研究贡献良多，并提出理想化自我的心理学概念。她是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性概念更适当。
将时空置换到今天的中国，也许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有哪些？有没有弗兰克所说的“集体的神经症”呢？有哪些社会性的现象，其实正是“集体神经症”的表现呢？造成这些神经症的社会文化因素又是什么？
无疑，霍尼所提到的“时代”的、“集体的”神经症，无论是症状还是原因，在当下中国都有丰富的体现。
比如，日渐庞大的“国考”队伍，年轻人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这些行为背后掩藏着怎样的焦虑？是不是年轻人越来越感到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获得安全感？是不是小地方“拼爹”的文化，让他们宁愿承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也不愿意在缺乏公平公正的环境中生活？这样的选择会不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内心冲突？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7月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中国家长显然更为焦虑，无论是为了孩子到县城买房的农民，还是想尽办法为孩子择校、周末筋疲力尽带着孩子赶各种班的城市家长，他们的焦虑是否是面对教育不公而又无奈的一种行为反应？
网络上的种种人身攻击，是不是恰好反映出，我们严重缺乏被尊重的经验，却经历了太多的被排斥、被歧视，甚至是被侮辱、被损害，因而只有将他人贴上标签，甚至视为猪狗，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贵？
还有另一种更加隐蔽的情况，如霍尼说的“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有严重的神经症”——为了欲望，为了安全的需要，有时人们会认同、顺服、屈从某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东西，但最后总要付出极高的心理代价，因为他无法避免激烈的内心冲突。
用什么治愈我们的焦虑？为了克服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人们急切地要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东西，从刚参加工作就要买房，到对权力、金钱、名望的渴望，甚至是对“食色”的过度贪恋，最后一招就是用脚投票移民海外。
以我看，中国人的种种集体神经症，不排除传统文化对我们人格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感受到作为人的自主性，无法感受到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预期和把握的。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无能为力、无所适从，那我们又如何摆脱内心深处的不安与焦虑？
《自我分析》
卡伦·霍妮贵州人民出版社年5月
正如崔卫平女士所说：“一个人要想活得舒坦舒心，不仅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理顺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顺，感到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给自己找出再好的说辞，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不能填补的。”
当然，每个人也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包括承担起公民的责任，从自己做起来改变那些使我们焦虑不安的、压抑的、冲突的社会文化，而不是像神经症患者那样，沉溺在“受苦”之中，使自己更加不幸。
在焦虑时代，如何不焦虑地活着？作者先森李，来自个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