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省级行政区面积之大、人口之多、治理之复杂，不逊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治理难度。省长作为省级行政长官，在我国政治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结合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探究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八个不同阶段的省长选任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省长选任的变迁规律。最后，针对当前所观察的省长选任工作情况，提出新时代优化省长选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省长；选拔任用；变迁规律；政策建议
我国拥有约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亿多人口，30多个省级行政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在面积与人口方面，我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可以与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相媲美。[1]
我国担任省长所需的知识结构、从政经验、治理水平与能力素质等，丝毫不逊于在欧洲担任一国政府首脑应具备的任职条件。省长掌舵一省经济社会发展，在我国政治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选拔任用工作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因此，结合当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探索下一步省长选任的改革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选任的时代特征（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长选任特征：革命家治国
在我们党长时期的革命斗争和战争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和政工干部，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长大多是由这些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担任。此外，部分原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弃暗投明，促进了革命事业的早日成功，一些省份继续由原国民政府的官员担任省长。这一阶段的省长选任遵循“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以“革命家治国”居多，具有鲜明的军政合一特征。具体表现为：过半属于军事将领；革命经历丰富；任职时年富力强；近半为原籍省长；华中、西北、华东居多[2]；学历水平参差不齐。然而，革命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在和平年代的治国理政方面，也会存在胜任能力与省长职位不相匹配的情况，为下一阶段的省长选任改革埋下了伏笔。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省长选任特征：又红又专、注重实践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要求，改革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提上了议事日程。年党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工作实现专业化，避免不必要的调动，以便在相当长时期的工作中积累经验并增加知识。同时，中央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党政领导干部选任标准，旨在实现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这一阶段的省长选拔任用呈现出新的特征，表现为：任职年龄增大、任职时间延长；连任与本地晋升成为主要渠道；革命经历与学历并重；重视多省份工作经历；自治区主席首次全部由少数民族担任等。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省长选任特征：以军代干，实行军管
“文化大革命”期间，选拔任用工作实行以人划线、以派划线，随意性极大，正常的省长选任被彻底打乱。“全面夺权”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批判、免职；造反派趁机作乱，夺权上位。之前实施的各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荡然无存，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下降。这一时期，省革委会主任的选拔任用表现为如下特征：近七成为军队干部；大多革命经历丰富；学历以军校毕业为主；籍贯集中于华东、华中。
（四）“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的省长选任特征：老干部复职，治理正常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之前被错误批判的一批老干部得到平反，恢复职务，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本时期作为过渡阶段，各项工作开始拨乱反正，为后续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年宪法修改之后，各级革命委员会重新更名为各级人民政府，省革委会主任随之成为历史产物。在年到年两年间，全国各省先后完成新的省长选举，省份治理逐步正常化。本时期的省长选任表现出特殊的时代特征：省长老龄化严重；平均在任时间较短；重新起用一批老干部；整体学历水平较低；本省副职晋升比例高；卸任后超过半数退居二线。
（五）20世纪80年代的省长选任特征：干部“四化”，废除终身制
这一阶段，时任省长群体，整体而言年龄偏大、专业素质偏低，与改革开放事业已经严重不相适应。为选拔头脑灵活、视野开阔、年富力强的高素质人才，中央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选拔任用标准，并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党的十二大之后，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标准被载入党章，成为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这一时期的省长选任表现出新的特征：省长群体年轻化，“老中青”相结合；首次出现女省长；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两成以上拥有技术职称；国企、群团等特色经历者占比高。
（六）20世纪90年代的省长选任特征：“企业家”[3]崛起，“工程师”治国
年10月，党的十四大顺利召开，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党政国策相适应，这一阶段我国省长群体中企业家官员和技术型官员兴起，省长选任更加重视有过企业工作经验、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技术官员与来自沿海省份的领导干部。年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党的十五大召开后进一步明确要求加快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步伐，促使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这一阶段，省长选任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理工专业为主，工程师比重高；国企出身人才受到重用；四成具有多省工作经验；九成以上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名牌大学毕业生多。
（七）21世纪初的省长选任特征：共青团经历，异地任职
在重返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朝着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方向前进。这一阶段的省长群体中超过四成拥有共青团工作经历。此外，这一阶段的省长群体选任特征还表现为：籍贯地任职比例减少，异地任职经历增加；在职硕士过半，学历普遍提高；理工出身比例减少，文科官员比例增加；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开始崭露头角等。
（八）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省长选任特征：政治忠诚、作风廉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以雷霆手段“打虎拍蝇”，大力整顿领导干部作风，作风廉洁成为省长选任的突出特征之一。同时，十分看重政治忠诚因素。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重新修订之后，要求着力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阶段的省长选任表现出如下特征：企业型省长占比高；学者型省长增多；交流任职比例较高；1/3博士省长；八成省长非籍贯地任职；文科出身省长居多；七成具有多省工作经验等。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任职的变迁规律在分析我国不同阶段的省长选任特征基础之上，通过纵向梳理发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任职的变迁规律，可通过图表详细呈现，如下所示：
（一）前30年平均年龄逐步升高，后40年任职年龄相对稳定
省长群体的平均任职年龄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明显差异。如图1所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变迁规律明显：前30年平均年龄逐步升高，后40年任职年龄相对稳定，集中在56～60岁之间。开国省长任职时大多年富力强，平均年龄仅为47.17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部分省长长期连任，年纪最大者甚至达到81岁高龄（年的时任湖南省省长程潜）。“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任职年龄为54.59岁，年为58.66岁。“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一批老干部重返省长领导岗位，平均年龄达到63.45岁。在这30年间，随着时间推移，省长群体任职年龄呈不断增长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间，省长群体的任职年龄有所下降，并趋于稳定。年时任省长的平均任职年龄降为55.47岁，之后平均任职年龄稳定在57岁左右。
（二）前30年籍贯集中于革命老区，后40年东部发达省份产出高
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的籍贯分布，根据图2和图3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30年省长大多产自江西、湖南、河北、山西、山东等革命老区，而改革开放后40年的省长籍贯则集中于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省份。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时任省长大多是革命经历丰富、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走上领导岗位的革命家。这30年间，江西省产出的省长最多，达到22人；湖南和河北并列第二，各自产出了19位省长；此外，山西省产出17位，山东省产出14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国策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的省长选任也更加注重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位列省长产出前三甲，分别产出了27位、24位、24位。
（三）前30年任期弹性制，后40年任期逐步规范化
由图4可知，不同阶段的省长群体平均任期有所不同，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前后平均任期时长差异明显，总体趋势是前30年任期弹性制，后40年任期逐步规范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期，省长的平均任期时长一直是稳步上升的，从开国省长平均任期的4.99年延长到年的10.16年，其中最长任期达20年之久。改革开放之后，省长群体任期逐步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实践中平均任期为5年左右，与年《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中提出的“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的要求相符合。
（四）知识化水平持续提升，硕士、博士学历比重增加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群体的学历水平，根据图5可以发现，省长群体的知识化水平呈现逐步提高趋势，年之后所有省长全部达到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分阶段来看，建国初期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20年间，大专及本科学历者占比稳定在40%左右；军校出身的省长也占据一席之地，高达省长总数的三分之一。“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军校出身的省革委会主任一度超过总数的50%。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的提出，中央对省长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省长群体学历水平大幅度提高，“军人省长”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硕士、博士学历的省长日益增多。年首次出现硕士省长，年时硕士省长比例突破了整体的一半，达到61.3%；年首次出现博士学历省长，年时博士省长已经占到整体的48.4%。
（五）“革命家治国”到“工程师治国”，再到“文人治国”[4]
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省长群体的专业背景，根据图6可知，前30年绝大多数省长是革命家出身；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初，理工专业背景的省长占据较大比例，“工程师治国”现象凸显；党的十七大之后，文科专业背景的省长比例增加，“文人治国”逐渐盛行。分析这一变迁趋势，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参加革命的领导人陆续走上省级领导岗位，这30年间表现为突出的“革命家治国”特征。改革开放之后，国策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1世纪之后，进入信息化经济时代，此时大批熟悉制度建设和经济管理的政法类、经管类等人文社科出身的省长陆续登上政治舞台。
（六）籍贯地任职比例减少，异地任职日益增多
匹配省长群体的籍贯地与任职地，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省长籍贯地任职比例差异明显，总体趋势是本省任职比例逐步降低。由图7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20年间，省长籍贯地任职比例介于44%和61%之间。“文化大革命”期间，省革委会主任大多来自驻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这段时间的省革委会主任群体中只有10%左右是本省籍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干部队伍建设工作逐步规范化与制度化，在籍贯地担任省长的比例日益减少，从年的46%大幅下降到年的19%，降幅接近60%。同时，根据图8，改革开放之后，具有多省任职经验的省长比例稳步提升，40年来呈现螺旋上升趋势。
（七）男省长优势明显，女省长数量有所提升
观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省长的性别分布，由图9可知，男省长优势明显，女省长数量有所提升，但占比仍然较低。具体到不同阶段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我国各个省份的省长全部由男性担任；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女省长；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省长群体中暂时没有女性；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首次针对女性领导干部做出制度化规定；年女省长重返政治舞台；党的十九大之后，同时有三位女省长在任。
（八）省长选拔路径日渐多样，团口、企业、秘书优势明显
观察表1可知，70年来我国不同时期的省长群体有着不同的特色经历，包括部队、团口、企业、高校院所以及中央部委等不同系统，选人用人渠道逐步拓宽，省长来源日益多元化。在革命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军政联系紧密，我党领导干部中基本都有从军经历，新中国成立之后较长时期的省长群体大多是部队出身。从建国伊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有过部队经历的省长一直占据较大比例，其中在年时比例高达90%。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省长来源渠道逐步正规化、制度化、多样化，不再有部队出身的省长，而团口、企业、秘书、高校院所、中央部委等工作经历的省长比例逐步升高。
三、新时代省长选任的政策建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省长选任工作也随之进入新阶段。新时代省长选任体现出新的特征，表现为：着力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为提高省长群体的领导能力与专业素养，笔者认为，新时代省长选任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改进与完善。
（一）进一步降低“原籍省长”比例
我国的省长选任与西方票选国家有着本质不同。我国省长选任是由中央考察并提名，再由省人大追认选举。西方联邦制国家的省级领导人是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任命。按照“由谁选举、对谁负责”的逻辑，我国的省长要对中央负责，而西方票选国家的省级领导人则直接为当地选民谋取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国的省长群体在籍贯地任职容易出现问题：一是增加腐败机会。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导致裙带关系、非组织活动盛行。二是削弱中央权威。本籍省长容易谋求政治资本，为结党营私、大搞“团团伙伙”提供便利。在历史上，我国很早就意识到了原籍任职的种种弊端，实行了官员回避制度。任职回避制度在澄清吏治、减少寻租机会与加强政治控制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当代的政治实践中，“原籍省长”比例从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占比46%下降到党的十九大之后的19%左右。未来，为消除原籍任职的种种弊端，中央可考虑出台规定明确限制省级领导干部在籍贯地任职，进一步降低“原籍省长”任职比例。
（二）破除女性干部晋升天花板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女省长比例虽然有所提升，但数量依旧有限，占比不足整体的十分之一。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女性在领导干部中比例较高。据相关数据显示，年美国公司高管职位中女性占据14.1%，董事会席位中女性占据16.1%。[5]英国女性管理者15年来翻了两番，董事会中的女性翻了三番。[6]我国女性领导干部在晋升中遇到玻璃天花板，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男性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近代女性得到极大解放，但在政治领域女性仍然不占优势。二是基于对两性的不同期望而建立的相关制度。女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高、退休年龄早等因素阻碍了女性干部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当前，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参政议政与公平竞争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破除女性干部晋升天花板，提升女性领导干部比例势在必行。在具体政策制定中，要进一步完善省长选任的相关制度。有计划安排优秀女性出任政府领导正职；重视女性领导干部的后备队伍建设等。
（三）打造具备现代胜任能力的省长群体
在传统的政治实践中，我国的省长大多是从政治资历丰富、从政经验充足的领导干部中选拔，并不看重省长的受教育程度与专业化水准。在西方实行票选的国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毫无从政经验的演员都可以竞选州长等政治领导职位。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我国省份治理的复杂程度与专业要求进一步提升，对省长的学历层次、专业水平、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要，对有国际背景与海外留学经历的领导人才需求更加迫切。鉴于省长在我国省域治理中的关键作用，提升省长的公共管理专业水平，打造具备现代胜任能力的省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在胜任能力方面，省长除了应该具备公共服务意识、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基层工作经验、依法行政能力、分析决策能力、推动变革能力与政治鉴别能力之外,还需要具有足够的战略远见和国际性视野[7],以便能够站在社会整体和历史发展的高度,实现省域治理的现代化与专业化。
（四）探索规范化的省长群体成长渠道
只有理论知识、岗位历练与实践经验足够丰富，才能担当好大国省长。因此，在省长培养与选任过程中，要准确把握领导干部成长规律，优化省长群体成长渠道，具体而言，一是要增加领导干部不同岗位、不同部门的历练机会。加强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理论培训包括领导力培训、组织文化培训与业务技能培训等；实践锻炼则以跨部门轮岗的形式，让领导干部能够接触组织运营的各个方面，然后根据个人专长，出任可以胜任的岗位。二是增加领导干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岗位历练。注重基层培养与领导岗位历练相结合，加速领导干部成长成才。
注 释
[1]欧洲面积万平方公里，人口7.31亿（截至年），国家数量44个。
[2]本文采用7大地理分区，分别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
[3]“企业家”特指有国企领导经历或工作经历的党政领导干部。
[4]“革命家治国”指通过革命道路走上省长岗位的领导干部，“工程师治国”指理工专业出身的领导干部，“文人治国”指人文社科专业出身的领导干部。
[5]Catalyst.CatalystCensusofWomenCorporateOfficersandTopEarnersandCatalystCensusofWomenBoardDirectors[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