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而在抑郁中挣扎的孩子对父母说，“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个最真实的中年人。”
今天我们推送的文章是关于20个因抑郁症休学在家的家庭。这些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而在抑郁中挣扎的孩子对父母说，“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个最真实的中年人。”
13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
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
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这是一个以“因心理疾病休学少年疗愈”为目的的亲子共训营现场。
媒体人张进于年创办了以精神健康为主题的 在“陪伴者计划”建立的26个线上 亲子共训营的室内环境照。张进摄
01
“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11月21日，共训营第二天，上午的课堂黑压压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
孩子在哪儿？父母们平静地解释：“还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
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着惊人的相同点：他们在病前大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19岁的韩青在分享环节自称是个“逃兵”——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距食堂门不到米时，她扭头逃走。
“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3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因为这种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
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暴食一个月，重了10公斤。”她语气猎奇，仿佛在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笑话。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
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
训练营的大部分讲座时间，16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
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
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
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变得渺小。
16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
“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
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10道自残伤疤。“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刀，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
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 “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可记者发现，少有父母将“复学”作为直接诉求。
“希望孩子来这里多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回答，在这群父母中几乎成为标准答案。
02
敌意和爱意
亲子共训营的第二天晚间，家长们被活动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设计了专场座谈。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
“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声。
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陈浸回忆时带着平静的笑意，“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韩青说。
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时，敌意和爱意，或许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20名。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
她却说，因为母亲，她没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母亲变得无所适从，这是谭谈更加恐惧的。
共训营里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孩在发病时特别爱去超市的儿童玩具柜台——这是他唯一的快乐记忆，源自幼儿园时期。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男孩在中考前一个月向母亲求救：“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一名因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盘旋在脑中的是童年时母亲对她“是个胖姑娘”的日常调侃。
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依旧清晰记得，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时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女孩说完低垂着头。志愿者递来纸巾，她拒绝了，坚持说自己没有眼泪。
记者原本以为，这次“控诉大会”会以冷场告终。“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
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
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1/10。
03
纠正的道路
课程进展不错，几位家长倡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但之后的补充倡议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
“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然而，纠正的道路，并非尽能如愿。
共训营进行了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
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
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
这位母亲找志愿者邹峰聊天，陪伴经验丰富的邹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观点：你的和颜悦色，其实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
邹峰找了这位母亲的孩子聊天，发现孩子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邹峰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的成长上，母亲需要进一步撤退。
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女儿欣然接受，并在当晚弄清了药物资料。
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
放手与否的矛盾，几乎如影随形。
在餐厅里，韩青主动提出想要负责点菜，母亲愉快地一口答应。但韩青说出的好几个菜名，都被母亲否决了。
用餐时，韩青的母亲主导着各个餐盘的摆布，还勉力往韩青碗中送去她觉得有营养的菜，可韩青被其中一块辣椒呛到咳嗽，母亲变得慌乱……
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
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父亲在获得他允许的前提下去照顾起居，母亲偶尔探望，夫妻俩从不在那里过夜。陈浸外出独自居住的4个月里，方捷报名学习心理学课程。终于有一天，陈浸开口说想搬回家里住。
方捷记得一个儿子归家后的画面——母子俩平静地并排坐着喝酒，儿子突然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码她重新成为了儿子情绪的出口。
然而，方捷的内心或许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
共训营最后一天下午，陈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懒懒地说：在吃饭，希望一个人安静。方捷说：早点回来。
电话挂断后，方捷询问下得知，昨晚交流会，陈浸或许是因为某个孩子的发言引起共鸣而情绪波动，上半身不住战栗……听罢，方捷和爱人决定去找孩子，确认孩子无恙后，悄悄折回。
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的话题。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
每次万言的母亲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万言总说：希望你做自己。
什么是“自己”？万言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要再做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04
推倒后重建
今年，韩青独自去成都参与一个实验性的“复学计划”。复学，难以坚持，调整再复学……她勇敢地在这个困顿的循环中不断尝试恢复社会功能。
但在父母面前，她轻描淡写，举重若轻。
就像一位主讲人秋月在讲座上所说的，“这个战场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而转头看看家长们的推断——“孩子认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识不足。”这是共训营上父母们提及最多的。
真实情况恰是反面。记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讲人提了一个专业问题：青少年单相抑郁症转化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显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来。
记者与陈浸沟通时得知，得病后的几个月，他偷偷阅读《变态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他想知道对人友好的他对待生活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
韩青和万言也在尝试着寻求认知行为疗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
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所给予的最好帮助，或许仅仅是“陪伴者”的本来含义。
袁然然又“失踪”了，回青旅时带着好几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释：这件是给老妈的，那件是给外婆的……
老袁看着女儿，这次没有责备——虽然这又是一次女儿释放压力的疯狂购物，但这是她很难得的一次为家人采购衣物。
距共训营结束还有1天时，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这次她没有不辞而别。她告诉了老袁，希望父亲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临走前，老袁摸着女儿的头，玩笑似地说：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20个家庭之中，另一对父女组合是谭谈父女。有人问起她母亲为什么没有同来，她的答案都是：妈妈工作太忙，她也很难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改变。
实际上，就在共训营结束前那晚，从未在群里发言的谭谈母亲写下一段长长的话：“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这位未曾露面的母亲道出了缺席的真实原因。她觉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发离孩子远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会怎样？
万言的妈妈在女儿病后开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郑伊健。她带着女儿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在各个城市机场体验粉丝接机；女儿也常常帮母亲所在的粉丝团发布推文。母女俩把看病过程视作“游历”。
课程最后一天，陈浸破天荒早起。他见到记者，欢喜地伸出手，想要击掌。
课程结束后，陈浸对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顺利归家。母亲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时其实已经没票了，我们在家坐立难安，但陈浸顺利说服了火车站层层关卡的检票人员，上车补票。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很多！
共训营结束3天后，陈浸又独自出发去湖南听张嘉佳的讲座了。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喜欢像他一样丰富的人生。那一刻，方捷坚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探寻生命的意义。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风景。”
※：文中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你家孩子坐第几排？”
每每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无奈叹气，只因乐乐个子太高远超同龄人，每次排座位，他都被迫坐到倒数第二排。好在孩子视力不错，不需要担心看不见黑板，但说起来总是带着尴尬。毕竟在家长印象中，只有成绩差的孩子才坐在边缘位置。
看到我的窘迫后，问话的老师却笑着说，其实家长眼中的好座位，跟老师眼中的并不相同。比如，家长认为第一排的学生是老师的心头肉，其实反而可能是重点“
同样的，最后一排也并非是老师排斥的孩子，很多视力好的学霸也会被安排到后面，有些是孩子自己要求，有些则是为了带动后方的学习氛围，作为定海神针放置大后方，反而是老师看重的学生，甚至可能是班委。
当然，学校不敢说的真相是：老师安排座位也是存在固定规律的，能够坐在以下位置的孩子，大多都是老师的心头肉，很少存在例外，道理很科学，一起来看下吧。
第2~4排的核心座位
据我观察，班级前十名的座位大多集中在中间区域，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听讲时更省心省力，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毕竟坐在边上很容易看不到黑板的另一头，而核心位置的学生看黑板时更方便，老师也更方便照顾。
那么，为什么第一排不在考虑范围呢？那就如前面所说，大多数班上的第一排都留给了好动或者视力不好的孩子了。坐在老师眼皮子底下，并不代表老师有多喜欢，毕竟第一排需要仰头看黑板，真就舒适程度来看，反而不如2~4排。
除此以外，座位安排跟老师的讲课心情也有关系，讲课途中总是要点名吧，把喜欢的孩子聚集在核心座位上，上课时老师能够实现眼神交流，这会让老师讲课时更有动力。试想一下，若是班级核心位置坐的全是学渣，怕是老师这边一提问，那边齐刷刷低下头，老师的心情也会受影响吧。
同桌是优等生的位置
除了地理位置外，老师安排的同桌也很重要。事实上，只要同桌是优等生，那就代表老师非常重视这个孩子，起码认为他的学习成绩还有提高的余地，特别安排了好学生带一带。
因此，哪怕孩子的座位在地理位置上不太好，但只要老师给安排了学霸同桌，那就代表老师并未放弃这个孩子，尤其坐在班长和学委身边的，几乎都是老师的心头肉哦。
最后，你家孩子坐在哪一排呢？
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鸡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 一旦家里有孩子被诊断抑郁，父母们通常会有以下几种反应和做法：
第一种，是感到羞耻，希望尽快恢复于是到处找医生。有的家长觉得心理医生越多越好，一起治就能好的快一点，也有的父母觉得只要给孩子配着药吃总会好的。
第二种父母则恰恰相反，他们完全不认同医生的诊断，这些父母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没有病的，就是懒不想学习，只要对他更严厉，害怕了就去上学了；这些父母中的一些甚至还会对孩子使用暴力强迫他们起床上学。
还有的父母注意力都放在了药物会引起的不良反应，他们觉得吃药是不好的，心理辅导不过是聊聊天没有什么用，既然孩子不开心，那么带他做开心的事就好了。
以上做法皆不可取，我们必须再一次提醒，抑郁症的程度和成因是不同的。轻度抑郁症就像心理感冒一样，可以及时处理调整自我心理健康状态，但中度及重度抑郁症，涉及到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冲突、情绪郁积或心灵的创伤，需要定期服药以及做深度心理治疗才可以痊愈。
孩子确诊抑郁，除了定期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外，在家时，父母可以做些什么呢？
1、接受疾病主动学习
我们在前文《青少年抑郁系列：抑郁症为什么必须吃药？》中跟大家介绍了抑郁症心理、生理等原因，如果已经确诊为“抑郁症”，那么家长首先应该要理性地接受：“孩子是真的病了。”
家长可以上网收集一些关于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相关知识，对这个疾病首先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然后通过医生全面了解孩子的症状、病情、治疗方案、是否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协助医生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2、建立联盟获得支持
家长之间或者与长辈之间对疾病的治疗要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家里年长的老人，如果是混合居住的，父母要做一些对长辈的沟通工作，以获得家人对抑郁的孩子一致的应对，为孩子的康复创造最好的家庭环境。
除此之外，要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关系、学业情况等，与老师进行沟通，全面掌握孩子患病的原因、诱发因素和情绪行为表现。
如果可以，与同样患病的孩子家长建立联系，交流对疾病的认识、积极有力的康复措施、自己的感受、体验等，相互帮助提升认知、相互支持。
3、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孩子抑郁后，家长往往会忽略或者说，不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抑郁症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孩子的抑郁背后，往往有至少一个以上情绪不稳定、甚至抑郁和焦虑程度更甚于孩子的家长。
这个人，往往是孩子的母亲概率更大一些。
因为现在许多女性，长期身处压力过高或者不幸福的两性关系中，这些母亲其实无法给出健康的母爱和养育，她们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心理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平静与焦虑”的养育方式对大鼠幼仔发育的影响，发现低压力水平的母鼠会在舔幼崽和抚育幼崽上花费很多时间。相比那些没怎么被母老鼠舔过、梳理过的小老鼠，这些母鼠的幼崽会表现得更加平和，探索外界的能力也更强。
这些鼠妈妈所传播的，是一种“世界很安全”的感觉。母鼠的“平静和焦虑”改变了幼鼠身上参与调节压力的基因。
人更是如此，我们知道，越是年幼的孩子，抵御危机和压力的能力越差，所以当低龄人群长期经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会被塑造得越来越容易感到持续焦虑，于是导致大脑反复受到抑郁情绪影响，就会发展为习惯靠化学制品、互联网或电子游戏来暂时逃避压力。这就是家长们最终看到孩子们“放不下手机”的根源。
4、积极 请多陪伴孩子，关心他们的情绪，耐心听他们的陈述，感受他们的痛苦；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由于抑郁症会引起孩子们的作息和睡眠紊乱，所以可以适当制定一些家庭契约，尽量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这种时候孩子需要家长的帮助。
做好安全防范，对于有过自杀、自伤行为的，一定要注意把家里危险的物品，刀、剪、绳子等统一保管，避免孩子获取；单独出门的孩子要及时掌握行踪，必要时让他做出承诺：不做危险的事，感觉难以承受的时候及时联系父母。
5、陪同就诊定期咨询
对未成年的孩子，父母最好一起去见医生，一起了解孩子的病情进展，药物以及心理治疗的效果，根据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建议父母陪同孩子同时接受心理治疗，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需要父母双方的同时努力。
在我们的工作中，抑郁症治疗改善不佳的孩子，通常是父母双方的意见和态度有很大分歧的，或者说有一方不配合接受治疗的。可以这么说，在治疗师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理认知、内在驱动力的一些新秩序，常常在回家后由于有一方家长言行依然故我，用不良的沟通方式回应孩子，而把新的治疗效果打回原地，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
抑郁症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于是它的治疗也非一朝一夕，建议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有足够的耐心，通常抑郁症需要持续至少半年以上的辅导，间隔每周1次或者后期两周1次。
6、尝试改变和孩子的沟通方式
无论孩子是否抑郁，我们都希望父母学习健康的鼓励式回应的方法，而非评价性、批判性回应，从而形成民主、互助、和谐的家庭氛围。一个健康的家庭，是可以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困惑、失败和负面情绪的家庭，有能力的还可以给予一些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避免相互嘲讽、冷落。
孩子抑郁的出现，是一个对家长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摒弃对孩子不利的、无效的方式，如反复唠叨、指责甚至打骂；多使用对孩子有帮助的沟通方式，如鼓励、倾听、积极肯定等。
不要一直想着改变你的孩子，多想想怎么改变自己，如果自己很难改变的，那么要相信你的孩子身上流的是你的血，基因是很强大的，你的孩子改变起来也会很难。请做孩子的榜样，牢记泰戈尔的三句话：
7、带孩子运动
没有比运动更经济省时的对抗抑郁的方法了。阳光、空气、运动是天然对抗抑郁的3大法宝。
运动会产生内啡肽和多巴胺，这些脑垂体分泌的物质能使人部分消除疲劳感、疼痛感。
内啡肽，又叫胺多芬，脑内吗啡，是身体所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能调节脑下腺荷尔蒙（pituitaryhormones）的分泌，调节免疫系统细胞，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多巴胺，更是著名的恋爱激素，恋爱时人们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让恋人们愉悦，远离悲伤。运动，也可以带来多巴胺分泌，抵抗抑郁。同时，父母和孩子一起运动，还可以重拾亲子间的亲密和连接，唤醒童年游戏的记忆，帮助孩子在内心重建爱的根基。
8、相信此刻的难题并非绝对的坏事
父母要坚信抑郁症是可以康复的，我们把所有的疾病当做一个提醒我们有些东西需要改变的机会，而不是把它全然的当做一个需要打败的“敌人”，很多时候，福祸是互相转换的，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认知的调节和改变。
有个小故事适合在本文末分享。
从前有个很穷的农夫，除了儿子和一匹用来犁地的马之外，他一无所有。一天，马跑掉了。农夫的邻居跟他说：“你可太可怜了！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现在连马都丢了。”农民说：“可怜不可怜，那可说不好。”
接下来这一周，农夫和儿子一起去犁地，情况并不乐观——农活繁琐，进展缓慢，两个人精疲力竭。待又过了一周，他的马带着两匹野马回来了。显然，它出去碰见了一个马群，而其中有两只跟了它。这次邻居说：“简直太棒了！现在你有三匹马帮着你干农活了！”农夫说：“不一定。生命漫漫，谁都说不好。”农夫的儿子全力以赴试图驯服野马，但他被野马甩落在地，受了严重的腿伤。
“你可太可怜了！”在农夫的儿子康复期间，邻居又这样跟他说。“不一定啊，”农民说。不久之后，当农夫的儿子还在卧床养伤时，皇帝昭告天下，因为战事，每个家庭都需要送一个儿子入伍。但农夫的儿子连路都不能走，所以他根本没法上战场，而这无疑让他保住了性命。这个故事的要点呼之欲出，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在养育中时时牢记：
生命漫长，你其实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有的黑暗，走过去，就是光明。
愿所有的抑郁症患者有机会走出黑暗，因为世界有爱，万物有光。
愿所有抑郁症孩子的父母、家人、老师与社会一起，再次帮助孩子们点亮心底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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