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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极重度智力障碍儿童在自我照料、自制、沟通和移动方面都有严重的局限，即使经过长期的特殊教育训练，也可能只是能够发出简单意义的音节，完全无法达到能够自立的水平。
并非否认其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而是从投资回报率和人道主义、全纳教育理念来综合考虑，这样的个体是否有投入大量教育资源的价值？
除非一个社会允许驱逐或杀死极重度智障儿童。只要他们的生存权利有所保障，那么为他们提供所需教育的回报就是正数不是负数，而且回报率还很高。
回答
因为只要活着，他们每天都会产生日常照料的需求：吃喝拉撒睡，再加上闲余时间的各种活动，分分钟都有需求。如果不通过教育学会如何自理，就得由别人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例如，没人教会他们怎样独立如厕，就必须有人带着照顾他们上厕所，否则也许会造成随地大小便、生病等不想要的后果。照料服务的提供者，在不同的社会里可能是家庭或社会或两者兼有。总之肯定有人得买单。
说到底，如果社会不买单由家庭买，那么家庭成员因照料而无法参与社会劳动也造成了社会劳动力损失。
那些由于要照顾家里极重度智障人士而无法工作的人，未必（大多数都不曾）受过专业训练，因此无论是教育还是照料都是效率极其低下的服务，却因此而无法从事自己受过训练的、更有效率的工作。
例如，一个有会计师资格的妈妈因为15岁的孩子患有极重度智力障碍，学校不收也没有社区托管，只能在家自己照顾不能去上班。可是，如果提供特殊教育和社区照料服务，这个孩子就可以白天前往学校或社区中心，获得1名专业人士负责1个或多个孩子的服务，妈妈可以上班从事擅长的会计工作，整个社会效率也得以提高。更不用说，获得专业的特殊教育和干预服务，孩子更容易学会力所能及的技能，成年后所需的照料服务也会大大减轻。
举这个例子只是简单说明专业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重要性，并非抹杀、低估家庭在特殊教育中的关键作用。
所以有效的教育，特别是在童年早期就开始干预，特别是家庭积极参与的早期干预，能帮助即使是智力极度低下的孩子学会一些基本技能，尽可能减少对别人照料的依赖。同时，通过提供专业的特殊教育和障碍人士服务，减轻家庭负担，提高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
计算特殊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因此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减少了多少日后社会服务的负担，另一部分是学生成年后创造出多少社会财富。多项对早期干预的研究都提出了“每1美元投入带来n美元回报”的结论，n的值从1.8到20多不等。
俄勒冈大学终身荣誉教授ProfessorEmerita,Dr.DianeBricker被同行誉为“美国早期干预的皇后”，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个获得高质量特殊教育的重度障碍孩子，与一个获得劣质教育的正常孩子，后者反而往往给社会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在评量孩子是否有价值接受教育之前，是不是首先应该评量这个社会所供给的教育是否有价值？在指出“极重度智障孩子即使经过长期的特殊教育训练，也可能只是能够发出简单意义的音节，完全无法达到能够自立的水平”之前，是不是首先看看他们接受的教育到底是什么质、什么量？
必须承认，在今天的中国，最优秀的教师常常并没有分到教最难教的学生。然而有的人甚至是教育工作者往往本末倒置，将教育效果不佳的黑锅甩给无辜而且深受其害的孩子，将“因材施教”反过来说成了“因教选材”。难道只要是教不会的，就是不值得教的？
引用美国年特殊教育里程碑判案（Brownv.BoardofEducation）的一句判词：“今天，任何儿童如果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其获得成功人生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60年后，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
Inthesedays,itisdoubtfulthatanychildmayreasonablybeexpectedtosucceedinlifeifheisdeniedtheopportunityofaneducation.
在极重度智障儿童普遍获得高质量教育、实现了最大潜能发展之前，对他们妄下“学不会”的结论，是不是太早了？
内容转自知乎，点击左下蓝字查看原文；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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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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