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德书院院长
物理学系教授
我们的本科生教育目标这个目标是着眼于为20年后的世界和中国，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质，并且身心健康的领袖人才和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20年后的中国是怎样的呢？今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年时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也就是说，20年后，我国已经进入创新性国家前列，正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而年3月上海被中央确定要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这就要求我们的毕业生未来能适应这一国家目标，成长为有创新素质的人。如果说院系主要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那书院就应当为学生生成创新素质而扫除思想障碍。
创新人才成长的障碍由于我们所处区域的发展环境、我们头脑中陈旧的思维模式、我们现有的体制机制，高校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非但不会一蹴而就，而且必然是障碍重重。
2.1首先，是区域环境的障碍。就中国目前的发展环境看，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中国位于世界第位；从专利申请总数看，年各国的申请数量，美国第一5.74万件；日本第二4.42万件；中国第三2.98万件。但是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中国则比较偏后（年处于世界第23位，在哈萨克斯坦之后）。一个直接原因是，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方向上，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仅占3%，而发达国家为24%（如美国）以上，甚至达到56%（德国）。我国创新能力，世界排名仅为第21名。年《财富》强，中国内地94家，其中企业的研发强度为1.24%，而世界强企业平均研发强度5%。世界品牌强，美国个，英国44个居第2，中国内地31个居第5。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技术开发费用比产品销售收入）只有1.4%左右。拿我国国企和民企的研发强度华为比较，国企中国移动2%，民企华为年研发强度达15%。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说，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如果不能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所以华为这样的民企不但打算在科研开发上加大投资，而且打算在基础研究上加大投资。国家当前的主流考虑还是要搞强国企。可以说，国企在大幅提高研发强度上潜力很大。一些学者认为，国企在提高研发强度上的确很有能力，但这样做的动力较弱。
拿复旦所处的上海来看，在你们长辈眼中，上海曾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国内名牌荟萃之地。但如今的创新地位却不容乐观。年上海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亿元，北京3亿元；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位于前10的企业，杭州1家，北京4家，深圳有5家；年城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上海23.7件、北京40.4件、深圳58.6件。世界品牌强，中国内地31个，上海仅1个（中国华信能源），杭州1个（阿里巴巴），深圳3个（华为、腾讯、中国平安），北京21个。福布斯年底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力排行榜，1深圳、2苏州、3北京、4杭州、5上海；年底排名是1深圳、2北京、3苏州、4杭州、5上海。今天G20在杭州召开，人们自然会想到马云，以及马云不得不告别上海去杭州创业的往事。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呢？上海需要思考，经过多年的发展，为什么上海边上的两个天堂城市在创新力上也会强过上海，遑论深圳、北京。这些区域环境上的因素成了身处上海的复旦学子生成创新素质的障碍之一。
2.2其次，创新性人才成长中还遇到深扎在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模式障碍。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其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国匹敌，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不然如何解释一个人口4倍于美国的国家（可能中国人才的数量也是美国的4倍）却少有技术突破呢？”“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精华，亟待发扬，但也有一些思想束缚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是哪些思想呢？
2.2.1一是强调守成。儒家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就是李光耀说过的意思：“汉语通过名言警句和年来的文章塑造人的思维，这些文章说每一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已经被说过了，而且之前的作者说得更好”。让我们的学生只顾及传承传统文化，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东西，而不专注于加入自己的思想。在大学期间必须化大量时间掌握基础知识，不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未来的发展。但是，守成思想导致人们无意创新，至多就是模仿他人。英国媒体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似乎对中国创新落后给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解释。
2.2.2二是鼓励顺从。这和中国古代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关。南开历史系刘泽华教授说这一思想从公元前0多年前的西周就有了，之后墨子强调“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到南宋，朱熹也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君臣父子，定位不易”。这种三千多年来形成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思想破坏了平等的讨论、教学、鸣放过程。在这种思想占统治地位时，领导、权威一句话，就定乾坤，这种情况下，就难以涌现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思想，青年才俊必被埋没。过分尊重权力的思想倾向又必然导致“学而优则仕”，就无法出现德谟克利特的信仰：“宁肯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不愿意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他若也奉行学而优则仕，怎么可能创立原子论？优秀青年做公务员并没有什么不好，但难以想象仅因顺从而上位的公务员，能在岗位上力排众议，支持创新。
2.2.3三是推崇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思想使人怕打出头鸟，不敢超越自我，不敢表达不同意见。多少人谨小慎微，发言时，往往会先自我审查，把尖锐的思想先磨圆了。与之相反，乔布斯提倡的是“ThinkDifferent”，异样思维，注重考虑和别人不一样的功能，这才使得他们成为业界翘楚。
2.3再者，就是体制机制障碍。上述针对创新人才成长的思想障碍，存在了数千年，但是，直到数百年前起，中国的发展才受到严重制约。人们头脑中的思想障碍，经年累月，也会固化成阻碍人们思想创新成长的制度障碍。所以不仅仅要讨论思想障碍，还要讨论制度障碍才能解释“李约瑟难题”。李约瑟研究了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在探索，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公元5世纪前，罗马帝国还处于奴隶制，之后欧洲又经历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直到13-16世纪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年的英国产生了《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人文主义者倡导自由探讨和批评；更不要说，后来，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更是推广了民主思想。在我们眼中，李约瑟难题所问的，其实是：为什么在13到16世纪之间中国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会出现断层似的滑坡。春秋百家争鸣，之后随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会抑制发展，然而这以后千年，中国的和西方相比还处在较为民主的制度下，使得经济相对西方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当宋太祖赵匡胤对武将大力防范，对文臣分权和制衡、元对汉人的迫害，明朝士人们更无自由，清朝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就导致文化经济衰落。这数百年中国和西方的相比，封建专制更占主导，无疑会导致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得到发展。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中，创新自由生长的力量不可低估，总书记习近平今年7月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就呼吁“要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过自由在革命目标中的地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位意大利公民请恩格斯题词，恩格斯尝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一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精神”，他在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世界上一流大学对自由是创新之源形成了共识，认识到“自由的制度是创新的基础”。一百年前，复旦公学级学生陈寅恪，年留学欧洲，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学者，他在赞扬王国维的品格时特别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称为第二国歌的“歌唱祖国”，就唱出了“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这是讲国家的地位。各位同学一定记得校歌中那句歌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先人们将这句话放入校歌，足见在他们眼中，只有成长为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复旦人，才能成为独立自由国家的栋梁。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说自由当然是在法律、校规、党纪党规、学术规范、社会公序良俗下的自由；我们还要注意，这里说自由的灵魂是创新之源，和“西化”完全无关，而且是恰恰相反。为了使得中国尽早发展起来，很多人到发达国家学习，但是他们“从欧洲和美国那里学到的主要不是西方人建立自己文明所依据的那些原则，而大多是梦想如何得到使西方人得以成功的那些途径。”如果“任何文明都自发生成，而不是对其从上至下强行嫁接的话，这些文明会更快地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方式。”上海交大张杰校长说的话，可以说明上面的意思。他在香港科大举行的一个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提到：30年前，中国大学“几乎都认为美国和欧洲大学是中国大学的范式。而在最近10年里我们才逐渐意识到，我们应当吸收中华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并找到中国特色的前进之道”。他很有信心地宣告：“中国大学如今已步入正轨，正在沿着一条中国式道路走向世界一流水平。”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乃至实现“世界创新强国”目标，都是重要的。只要在一个自由环境中，从中华文明中就能很快地生长出适合中国创新发展的路径。
创新人才成长中遇到的这些区域环境、思维模式和体制机制的障碍又是互为影响。体制机制是具有一定思维模式的人制定出来的。在鼓励守成、顺从、中庸的思维模式下，制定的制度，就是不倾向于创新的。在这样的体制机制和思维模式下，创新无法开花结果，这样的区域必然是守旧的。消除障碍就必须综合治理和改革。
书院可以怎样提高创新性人才的综合素质我们建设一流大学，创建一流学科，建立科创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目的是什么？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提出过，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标是“人类最丰满、最多样的发展”，这“具有绝对和根本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就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前面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又和这一观点不谋而合，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目前的教育制度显然并不适合创新人才的成长。我们面临的难题就是改革教育，使未来人才能胜任这一重任。书院制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可以从思维模式上扫除影响创新素质成长的障碍。
3.1创新素质教育
要培养创新人才完全不是说希望本科生经过四年的学习就成为具备完全创新能力的人才。除了个别人以外，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本科四年的教育中必须，经过努力也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创新素质上得到成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创造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就包括文化、科学、心理、身体和个性（如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探索求知、敢于冒风险、敢于超越自我）等素质，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激励每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可以助你在未来创业中获得成功。北大钱理群教授在《岁月沧桑》一书中，根据王元化先生的论述，概括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和体制提出质疑。新一代大学生在为自己设计人生目标同时，首先要给自己设立这样的精神标杆。
书院和院系是一架马车两只轮子中不可或缺的一只。院系和书院分别在第一课堂和课外第二课堂共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素质。哈佛统计学家莱特经过对哈佛学生的十年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自五分之四发生在课堂外。这说明在人才成长的作用中，书院责任重大。
希德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的老师们提出了在书院可以怎样做才更有益于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各种建议，请大家阅读希德书院的相关报道。
学校、书院为同学们提供全人教育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小鬼当家”：学生参与自我管理的楼委会、监委会、自管会，他们自己设计或管理书院的管理和书院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启明星研究项目、导师论坛、读书会、讨论班、师生共膳等等。不同学科的同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挥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锤炼我们理性思考、切问质疑的能力；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观察到的阻碍学生创新的现象，挖出现象后面的原因。我们要努力让这样的活动覆盖到所有同学，覆盖到学生四年成长的全过程。学年末，我们可以回顾一年来在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质、身心健康方面成长，记录我们走过的历程。
3.2社会责任感教育
我们希望我们的在座的青年人，经过在复旦的四年经历，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年人，这正是大学的功能。责任感的第一重要表现就是坚持四年刻苦学习。学习、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你胜任课堂学习，你还应该按对自己的人生设计选好方向，拓展自己。今年中毕业的化学系学生，他在北航的中学同学来看他，关心的就是怎么保持他所在的航空航天专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不是仅仅找个好工作，这就是他的社会责任感。为了提高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需要了解社会、国家现状，了解社会、国家需求。学校和书院鼓励你们自己组织社会调查、开展研究，比如经济学院可以和理科学生一起，研究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性诱因”，让国家走上创新发展的道路。
我们所处的区域发展环境、我们头脑中陈旧思维模式、当前存在的体制机制，的确不利高校学生形成创新素质，但我们更清楚，只要发挥郎平诠释的女排精神：“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我们就总有一天会创造奇迹！
感谢希德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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