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国勋
转自：学海杂志（ID：xuehaijs）
来源：《学海》
本文即将发表于《学海》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苏国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惊闻苏国勋老师仙逝的消息，我们十分悲痛。
苏老师是韦伯研究专家，对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即将发表在本刊的作品《韦伯思想在中国》几成先生绝笔。本刊特将此文与发表于本刊的另一篇文章一并推介，以表达我们对苏老师的崇敬之情。
内容提要
马克斯·韦伯很早就被引入中国，但其影响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显现。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学崛起的进程相一致。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需要从韦伯的论述中汲取其弥合行动与结构、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成果，彰显其多元因果分析的论述路径；另一方面则要基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其《儒教与道教》所阐发的若干基本观点，如儒教与清教的可比性、理想类型运用之得失以及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之关系，进行深刻反思。惟其如此，才能借助韦伯之论述推进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普遍历史历史个体
韦伯思想东渐概况
（一）韦伯著述的引入史
从影响角度看，作为社会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其名声为中国读者熟知要比另外两位——卡尔·马克思（KarlMarx,-）和爱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晚了许多时候。马克思的名字伴随欧陆社会主义思潮在东亚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年）的炮声即已传入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编译局出版，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涂尔干的著作最早是由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先生（《社会学方法论》，年）和王力先生（《社会分工论》，年）译介，首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引入不仅使涂尔干在学术界闻名遐迩，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导的功能主义在国内社会学界深深扎根，并成为当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学者还没有发现韦伯。其实，早在年，郑太朴先生就从德文翻译了《社会经济史》（韦伯，），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由学生们根据韦伯晚年在慕尼黑大学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这是马克斯·韦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世界里。郑太朴早年曾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数学和德文，同时还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兼职编辑工作。他的学术兴趣广泛，但主要精力放在引介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曾翻译牛顿经典力学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重要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由于当年郑太朴翻译的《社会经济史》是以经济史类图书刊发的，其社会学意涵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因此这本译著当时并未对国人认识接受韦伯思想带来影响。
最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清理原燕京大学的遗留旧物时，发现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一篇题为“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佚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研究韦伯思想的中文学术文章。据参与整理这篇佚稿的王铭铭教授分析，佚稿可能属于费孝通抗战期间在云南魁阁时期（-）或之前的作品。费孝通先生在魁阁时期的代表作《禄村农田》中有些内容与这篇佚稿重复，其中还有英国史学家托尼（R.H.Tawney,-）思想的“影子”。托尼曾于年出版《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andtheRiseofCapitalism）一书并为T.帕森斯所译韦伯的英文版《新教伦理》（）写过序言。费孝通留学英国时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过托尼的课，形成对韦伯社会学思想的认识，他的《禄村农田》的问题意识更像是韦伯式的，即究竟东亚大陆板块有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潜质和可能。这篇佚稿上还记录了许多韦伯思想的英文译文，后边的文献还附录了从马克思、桑巴特（WernerSombart,-）直至托尼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费孝通在佚稿中想探究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写好之后不知为何被束之高阁。由此可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韦伯的思想就已传入中国。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和华北，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救亡压倒启蒙”，社会学的发展包括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暂告一段落。
新中国建立之初，年在高等学校重新调整学科建制的过程中，由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原因，中断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这造成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国内与国际主流学术界隔绝、图书匮乏、资讯闭塞的滞后局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学才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在此之后，高等学校开始陆续恢复社会学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年初成立了以费孝通先生为所长的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被取缔了近三十年之后又重新破土复出。其时，国内社会科学界刚刚开始与国际学术界接触，为了更多地了解外界的情况，我们奉行“拿来主义”的作法。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