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历史逻辑的必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学术创新能力和文化自觉程度,体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远大志向。对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等核心问题的争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最持久的焦点。其突出特征表明,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都是在激烈争论中实现的,彰显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内涵、意义及其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诉求。客观辩证地审视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正视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既有利于中国学派可持续健康发展,又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阐发研究文化自信创建
■作者简介
李伟昉，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年第9期第-页，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19ZDA)阶段性成果。
引言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中国比较文学迎来了难得的复兴机遇。学术界一般把年钱锺书《管锥编》的出版看作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从一开始就和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紧密结合在一起。总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40年来的成就,无法回避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个事实存在。正如有学者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竖起的最鲜明的一杆大旗,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1]当中国比较文学已经走过40多个春秋,我们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为视点,综合梳理、系统考察、深刻揭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走向及其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诉求,以便从中探寻带有规律性的价值命题,使中国学派建设能够获得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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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缘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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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名称并非由中国大陆学者首倡,而是由中国台湾学者酝酿并率先提出的,随后影响至大陆学术界,进而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其中的背景是什么,该事件又富含了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
缘起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台湾一批优秀的年轻学人漂洋过海,留学欧美,系统学习和接受了西方新的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回台后,他们便渴望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中西文学比较,借以弥补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更好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征。年7月,台湾淡江大学承办首届跨境比较文学会议。在此期间,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就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些想法进行了初步交流。年,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正式提出:“在晚近中西间的文学比较中,又显示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2]这一观点表明,台湾学者是针对中国文学研究缺乏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晚近中国学者常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学派的想法。这无疑是中国学者主动借鉴西方、开辟学术研究新路径的豪迈誓言。正如后来有学者评论的那样:“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第一次在学术界亮相,也是第一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本质进行的系统论述”,“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之后,开始从研究实践走上理论自觉的必由之路,开始走上构建自己学科理论的新征程。”[3]
当时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李达三,也是积极传播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热心倡导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实,李达三的观点较之台湾学者的观点更为重要和全面,也更切中要害。年10月,他在《中外文学》第6卷第5期上发表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中指出,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旨在“与比较文学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由于这些观念是源自对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我们就将含有这些观念的学者统称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虽然李达三认为中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不偏不倚是“一种变通之道”,特别是这一观点后来遭到中国学者的尖锐批评,但因其观点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建立中国学派的根本目的,所以其预见性与合理性不能被忽视。第一,他提出建立中国学派是为了同比较文学中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打破国际比较文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第二,中国学派首先要从“民族性”认同出发,接着步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然后推进西方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文学运动,从而使更多的人明白西方文学只是世界文学中的重要部分之一。换言之,就是唤起人们把东西方文学视为一个平等的整体,中国学派当“以自己的术语,按自己的条件,道出为人忽视的非西方诸文学之宝藏”。第三,中国学派应该“采取一种复合性的研究方法”,“毋须为哪一种研究方法的优劣争辩不休,因为任何一种方法自有其优点,同时需要其他方法的相辅相成,才能尽善尽美”。[4]站在当下的立场重新审视李达三这位美国学者40年前的观点,其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民族性与文化自觉的提醒、对非西方文学的重视以及对多样化方法运用的倡导,都不能不让我们由衷钦佩他独到的眼光和视野。
此后,诸如朱维之、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黄宝生等学者都十分
